本研究探究「北宋古文家鬼神觀念與祭文」課題的基礎上，進一步把研究領域拓展至北宋詩文革新人物所編撰的頌詩、誥令和禮書，以探討「文道觀念」和「王言之體」以及「禮」的聯繫。

慶曆至熙寧、元豐年間(1041-1085)的政治變革與文體革新，幾乎是同時發生的，如何解釋這個現象？北宋最負盛名的「文人」不僅是「文學」人物，也是當時的思想領袖；他們以「士」自居，任職朝廷，如歐陽修、王安石、曾鞏先後在這一時期負責撰作誥令(「王言之體」)、梅堯臣參與了《新唐書》的編撰，他們寫作了為數不少的雅頌詩篇；歐陽修、蘇洵等編修《太常因革禮》；王安石著《周官新義》──那他們如何理解這些著作與「斯文」的關係？換句話說：他們如何在「世變」的時代，通過更廣泛的「文」的形式，按自己的理念承傳「斯文」，並立天下之「典範」？ 

針對上述問題，本研究在申請人所獲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」撥款資助，探究「北宋古文家鬼神觀念與祭文」課題的基礎上，進一步把研究領域拓展至北宋詩文革新人物所編撰的頌詩、誥令和禮書，以探討「文道觀念」和「王言之體」以及「禮」的聯繫。在這主題下的分題包括： 一． 慶曆至熙豐時期，古文家所撰的制誥文書，呈現了怎樣的褒貶尺度和涵意？其文體有何特色？其誥令是否/如何呼應了時局世變？古文家如何處理個人政見與禮文規範的差異？ 二． 這一時期詩文領袖所撰作，頌美王道時政的詩篇有何特色？所頌何事？其所揭示的「美」與「道」的觀念與時政關係謂何？ 三． 慶曆至熙豐年間的「文人」如何從「修文」的角度，編撰禮書，以及詮釋禮經？這呈現了他們對「文」和「禮」(包括禮文、禮書、禮儀)關係怎樣的認識？ 四． 綜合「一至三」，說明這一時期不同文體中，「文人」、「文道」、「禮文」、「文風」、「復古」、「革新」等觀念的異同。在全面整理「文人」所撰頌詩、公文、禮書以及上述觀念的研究以後，配合學界既有成果，是否能整合出更完整的──「斯文」觀念的全圖；藉此更有助闡述北宋中期政治變革與文體革新何以同時發生的現象？